父母才是最关键的“领导力大师”

这是少年商学院微信（ID：youthMBA）的分享文章，作者是少年商学院的创始人东方愚。

          我之前关注威廉·博尔丁（William Boulding），不仅因为他是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Duke University’s Fuqua School of Business)院长，也不仅因为他是管理学和领导力学大师，而是因其他追根溯源的精神。看过他写过的一些文章和讲过的话，一脉相承的，就是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特点。

          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谈“商学院应该培养哪方面的能力”。你猜怎么着？他通篇讲的，皆乃他自小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品质。“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了今天的我。”

          没错，父母是最重要的学校，父母才是最关键的人生导师。“墨点儿”想传递的理念之一亦是如此：我们和孩子一起成长，我们对孩子的影响之大超乎想象；而在让孩子成为一个人格健全、富有创造力的好苗子之前，我们自己应当也必须成为一个“精神富足者”。

          博尔丁教授的一句口头禅是：“我们最好把它弄明白。”

          言归正传。我梳理了一下博尔丁文章提及的父母潜移默化传输给他的几种能量。可能有人会说，他的父母分别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这么富有学术氛围的家庭，并不具有普适的代表性。这些有一定道理。但你必须承认，好的父母——不论职业或是层级——优点是相通的，普通的工薪阶层或农民家庭，培养出全球化良才的案例不胜枚举。

1、目标感。

          我母亲的目标感在纳粹德国侵占她祖国挪威的那一刻就变得十分明确。正如纽约时报对她的讣告上所言，她将毕生献给了她认为我们所有人都与生俱来的“爱慕和平的行为”上。我父亲的例子则显得更加复杂一些。纽约时报在对他的讣告中，将他形容为“极受尊敬但并非正统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诗人”。在他临终前我们最后一次交谈时，他用极其简练的语言解释了他的目标感：这个世界要么从好变得更好，或者从坏变得更坏，而他一生的工作就是将好结果的可能性最大化。

2、合作制胜。

          当我们与价值观、文化和制度规则非常不同的人、组织和社会群体共事的时候，这些不同就会导致潜在的和实际的冲突。我们是应该相信双方之间的差异不可调和而选择退出，还是应该带着建立桥梁的希望继续努力？我的父母不相信不可调和的差异，他们相反认为不断增多的多层面的的接触将有助于发现共同的利益诉求。从情感上而言，他们更多关注爱而不是恨，并试图找到所有人和事的优点。只要继续共事以达到协同合作，争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3、深入求证。

          对我父母而言，一个论证反对一件事情是不足够的；他总是会问，“你会支持些什么以让事情变得更好？”同样，如果一个人没有想通那些并非本意却可能造成的后果，简单的支持一件事情也是不足够的。他就是这样陶醉于复杂之中，并认为那些植根于自身利益的单纯的“支持”和“反对”的立场是滑稽可笑的。

4、创造性颠覆。

          对传统界限进行重新思考。我的父亲年轻时便从英国移民到美国，因为他希望对观点的评价是建立在价值而非社会地位或者资历之上。他经常以幽默的方式将任何一个组织推向颠覆性的创新领域。他也感觉到经济学缺少了其他学科的丰富性而不能有效地推进人类的行为和体制。“数学让经济学变得严谨。不幸的是，它也带来了一片死寂”，他曾这样说过。我母亲在45岁的时候重返学校攻读博士学位；在那个年代职业母亲是非常罕见的。

5、全球公民。

          我父亲，当然也包括其他人，提出了“地球就像宇宙飞船”这样的概念，以提醒人们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所有人依赖共同有限的资源去创造共同无限的未来。共同未来的思维方式会消除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诸多障碍。

         在这篇文章最后，博尔丁总结道：“我思考着我父母的例子，以及学生和商界领袖或许能从中领悟到的道理：拥有目标感去为他人的生活创造不同；打破障碍去建立协作和推动创新；不要以简单化和狭隘的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去确定立场；成为一名全球公民。这些要素构成了有担当的领导力，一种在我们这个互相依存的世界里去驱动积极进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