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高CEO让我带给中国家长们的话

       这是youthMBA微信第338次分享，作者是我们的创始人张华，笔名东方愚，他是跨界教育倡导者、前南方周末资深记者。​

       飞往丹麦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乐高集团——这家靠小小积木让全世界的孩子们着迷的公司——其掌门人及CEO到底有着怎样的与众不同。虽然我做了不少功课，看过一些视频，但我仍然对通过和真人打交道，来感受其特质饶有兴趣。​

       丹麦是北欧的一个小国，总人口是560多万，GDP是3100亿美元。北京人口2000万，GDP为2800亿美元。北京“钱多人多”，丹麦“钱多人少”，加上各种社会福利，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里的人幸福指数比较高。​

        “这是我的名片”，我们握完手后，乐高CEO扬（Jorgen Vig Knudstorp）把一个“小人”递给我，这是用积木制作而成的他的卡通形象，很逼真。他是丹麦人，曾在一家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做高管，2001年的时候，被乐高家族第三代传人即现在的掌门人克伊尔“挖”了过来。顺便说一句，克伊尔的全名是Kjeld Kirk Kristiansen，乐高内部的员工们私底下都喊他“KKK”。​

（上图是乐高集团CEO和乐高教育董事长的名片。）​

       乐高是1932年由KKK的爷爷创建的，当时主要是做小猫小狗，小鸡小鸭，以及拖拉机、卡车等有着“农耕特色”的玩具，小作坊一开始很受欢迎，但因为整个欧洲的经济不景气，玩具卖不动，KKK的爷爷只好关门。后因割舍不下，形势稍有好转时重新开门，没过几年，二战爆发了，玩具店被大火烧掉了。真是多灾多难。​

       可以说若非KKK的爷爷太过热爱这个行当，屡败屡战，现在也没有LEGO这一世界五百强了。KKK的爸爸接手后，因为当时欧美汽车工业飞速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最爱香车美女，所以各种奇特的跑车玩具成为乐高主产品。到了KKK这一代，产品种类丰富多样，完全由想象力主导。​

       但乐高在2003年时差点倒闭。没错。因为搞主题公园，导致连年亏损。KKK当时是掌门人兼CEO，他几乎干不下去了，找根救命稻草，觉得Jorgen最有潜力，就把CEO的位子让他坐。好在Jorgen不负他望，有几把刷子，把乐高拉出了泥潭。​

（上图为少年商学院创始人和乐高CEO的合影。）​

       我们先是聊了许多关于乐高的公司战略和管理方面的话题。然后我把我此行最想问他的三个问题抛了过去。第一，乐高受欢迎的秘诀到底是什么？第二，工程师和设计师如何通过考试进入乐高？第三，同样是玩乐高，中国孩子和欧美孩子有什么不同？​

       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让我很是吃惊。“是东西合璧的文化，” Jorgen说。他让人给我看了张太极图。没错，中国古代道家论述世界本原和万物变化时用到的概念，《周易》首先提到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今在一家欧洲企业里被奉为法宝！

       要知道，虽然产品比较早通过贸易代理进入了中国，但直到2009年的时候，乐高才在立北京开了一间办事处。但Jorgen说，乐高的文化就是“阴阳文化”！我顿时觉得KKK就像是一个武林高手，尽管没有一统江湖，但他在一个深山老林，把江湖上各宗派武功的核心都兼容并蓄了。对一个真正牛逼的武林高手来说，功夫首先是用来让内心通达，而不是威慑天下的。

（乐高从阴阳文化中提炼出11条准则，若想获得翻译后的中文内容可留言。）​

       也许是受到了乐高的启发，我现在经营少年商学院（微信id：youthMBA）时，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东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没有优劣之分，我们做的是将两者融合，然后按照一套方法论，让中国的家长和孩子分享、体验。​

       对于第二个问题，Jorgen让人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很大、很空、很白，我站在屋子中央，仿佛看见白雪皑皑，又仿佛穿越，之后有些眩晕。这是干什么用的？这个时候一位设计师过来了，“这是Idea House（创意屋）,前来乐高应聘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们会在这里展示自己的天分。”​

       我明白了。当人的意识回到初元状态时，最具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们不是总惊叹于两三岁的孩子不可思议的想象力吗？我还想到了黑客。因为黑客也需要这样的能力和能量，我猜每个黑客都一定是乐高迷。​

       对于我的第三个问题， Jorgen说，乐高积木好玩，但更重要的是孩子们系统学习的工具、了解世界的工具。“但非常多的中国家长仅把它当成玩具本身，孩子拼得热火朝天就满意了；更别说有时候插手孩子们的‘工作’。”​

       是的，乐高好比通过积木建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主角是孩子们自己。而不是家长；如果孩子因为拼出一个新造型而受到家长的表扬，可能导致他浅尝辄止，放缓对这个充满各种可能之新世界的探索欲望。若家长非但不是一个启发者，而是一个裁判或老师，这个探索过程注定是噩梦一场。​

        “应当把一切的权利还给孩子。” Jorgen说。他的这句话，是说给所有中国家长们的，不是吗？ 话题已不拘泥于乐高本身。​

       对中国家长来说，“让孩子说了算”，太难了，似乎至少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有的时候大人也很纠结。譬如我不喜欢丹麦的另一特产——安徒生童话，因为好多故事太暴力、太血腥、太说教。我觉得这类童话压根就不必讲给孩子听，但是不是因此就剥夺了孩子的选择权呢？​

（重回童年，试着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

       我想起美国著名插画师Edward Gorey（爱德华•戈里）The Gashlycrumb Tinies一书，描写的是一场儿童大屠杀。在台湾出版时，中译名直截了当叫作《死小孩》。这本书每一页皆是一幅图配段话，讲一个个小孩分别是怎么死的，小孩的名字从A到Z排列。这样的书，我自己都不想看，更没考虑过买了讲给孩子。可是，听说此书在美国很受欢迎。是因为文化的不同，还是儿童和成人看问题的角度的不同？我不知道，如果你有答案，请告诉我。​

       和Jorgen聊完后，我又去拜访了乐高教育董事长Jacob。他同样聊到类似“有为有不为”和“孩子至上”的理念。当我离开乐高，坐火车从比隆德回哥本哈根，甚至回国的飞机上，我觉得我一定会再来丹麦看KKK的太极图，深入研究小小积木背后的大哲学以及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而现在马上能做的，就是重回十岁——试着以孩子的视角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