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导班是兴趣的天敌！昨天离世的112岁泰斗眼中的中国教育

编辑整理丨少年商学院新媒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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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君说：昨天（2017年1月14日）凌晨，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语言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112岁。他学贯中西，精通多门外语，坚持一个世纪的阅读习惯；他是沈从文连襟，和爱因斯坦谈笑风生。今天我们分享他谈中国当代中小学教育，学生兴趣培养及独立思考等方面的观点，以此缅怀。

没有时间，谈何兴趣

记者：我们知道，您的经历很有传奇性，最开始是研究经济，后来又研究文字，还精通多门外语，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基础教育是怎样完成的？

周有光：我的中学小学跟今天来比是幸福的，我的中学小学上午都是9点钟开课，没有8点钟开课的，我的中学是上午有课，下午没有课的，下午的课叫游艺课，有很多课你可以随便选，所以我们轻松的不得了，没有人感觉到有压力的。我们那时也没有任何家庭辅导。因而我们学得很轻松，也很快乐。

兴趣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太多压力，有很多空闲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的过程中产生了。上学时，我就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书籍。

我们那时有些管理制度还是可以借鉴的。我们从中学开始一定要住校学习，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学校绝对不允许学生出去，这可以使学生集中精力读书、学习，接受教师的教育。现在大部分学校没有这个条件，学生受外界影响就比较大。

记者：这是不是说，以更为轻松的方式来进行学习，孩子们学到的知识会更多一些呢？

周有光：我们中学毕业了到大学的时候，写古文、看古书是没有问题的，英语我们已经达到能够用了，所以到了大学用英语来取得纯知识，现在到了大学还要拼命读英语，把学纯知识的时间都占掉了。教育是一门科学，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理它。

我觉得那时的教育方法有好的一面，学生有时间从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时间从事勤工俭学活动。现在的教育给家庭和孩子的负担太重了，孩子没有自己的时间。很难真正培养自己的兴趣，而没有兴趣，什么东西都学不好。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国现在的中小学教育?

周有光：中小学的负担大的不得了，因为学生工作当中有一大部分叫做无效劳动，把人搞累了，学问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情况。

谁在扼杀孩子的独立思考力？

记者：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现在许多人认为，知识爆炸时代学得越多越好。

周有光：小学、中学不能学得太多，要给孩子们时间玩。一个人有空余时间才会去思考。

按道理说，教育应该帮助人们培养思考能力，我们很多做法反而是压制和破坏他本来有的思考能力，尤其是独立思考能力。我说一个《群言》里的故事。一个从美国回来参加国家建设的学者，把女儿送进大陆的学校读书，接受教育。老师让同学写《卖火柴的小女孩》读后感，他的女儿写了，说安徒生笔下的悲剧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搞得不好，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这样的制度中。

可是，老师为他女儿的作文画了零分。家长问老师为什么，老师说，就是要教育引导孩子这样想问题，也只能让他们这样去想。不能有违背这样观点的想法。老师的话和做法如此没有道理，这还叫教育吗？最后，这位学者还是让女儿回美国念书去了。我们的教师已经没有了正当的思想能力，会教出来什么样的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记者：在您眼中，宽松的教育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到底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周有光：我的曾外孙6岁从美国回来，在看英文的福尔摩斯。他们不评什么“三好学生”，认为评等级排队会使其他学生产生自卑心理;老师并不布置家庭作业，他们回家后没有作业。读书都是自动的，不是强迫的。

这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与我们现在的很不一样。我在中学时，每学期也要考试排队，平时则没有，老师也不会处分成绩差的学生，不会看不起他们。处分学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会压抑学生的思想和精神，影响完善人格的发展。

在北大百年校庆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说，我们培养学生，要使文科学生了解理科，理科学生欣赏文科；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培养完整的人格，是一个完整的教育。这同我们提倡的全面发展相近。

好的教育是培养健全人格

记者：您提到您在圣约翰大学接受的是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请问,什么是博雅教育？这种教育思想对学生的学业和人格有什么样的影响？

周有光：所谓博雅教育，是英文Liberal Education的汉语翻译，这个翻译非常好，把意境提高了。也有的译为“通识教育”，虽然没有前者那么“雅”，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原来的意思更接近一点。

什么叫通识教育呢？我的看法是，它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要培养基础知识。近现代以来的传统是，把国(文)、英(语)、算视为基础知识。基础要培养得好，主要工作做在中学阶段，因此中学是最重要的。如果基础培养不好,以后的教育就困难了。

通识教育对我的好处，就是在学校里面选的课程比较广，同时学到了怎样自修的方法，有这两点要改行就不大困难了。我在大学读书时，主修的是经济学，同时对语言文字有兴趣。因为受了通识教育的好处，知识基础比较广，所以改行不发生太大困难。

通识教育的第二个内容是，学习逻辑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圣约翰大学有一本小册子，专门给来访客人参考的，里面就讲本校的宗旨是“培养良好品德”。现在有人说要“培养高尚人格”，“高尚人格”的讲法就太高了吧。在我们那个时代，大学毕业生都不是专家，只不过是受过一些基本训练的普通人，专家要在大学毕业以后再培养。

我在圣约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想，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怎么自学。学问是要自己学的，老师只不过指示道路给学生。

记者：是实行专才教育还是通才教育，教育界曾有长期争论，现在倾向培养通才基础上的专才。现在中小学学校教育中还存在一种现象，就是一些学校倡导英才教育，提倡培养精英人才、领袖人物。

周有光：你有什么资格培养领袖人才？领袖人才是在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不是学校教育能够培养的。中学阶段应该给学生兴趣培养提供机会，你给他灌输东西，脑子装得满满的，他就没有自己的空间和兴趣去学东西了。

沈从文早年很穷，没有老师指导，小学都没有毕业，他的学问是自学来的。他自己说是“乡巴佬进京”，谁理他？他写的小说像法国小说，但他不懂外文，他是自己看翻译小说学会的，这完全凭兴趣。有人看小说，看到半夜还不休息，是因为有兴趣。

从小开始的阅读习惯培养很重要

记者：您认为中小学教育的基础是什么?

周有光：中小学是打基础的阶段，其中国文是基础，最重要；英文也是基础，要拿起来就能写。中文学好不在于教师教了多少，很多人喜欢看小说，通过大量阅读就学好了。

学会怎样阅读，以及坚持阅读习惯很重要。大一时，我们依然坚持每天去图书馆看报，有一个英国老师跟我们讲每天应该怎么看报。他说读报是有方法的，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新闻中哪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新闻最重要？这条新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不知道就去查书。

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去看报，真的很有收获。以后我把这种方法用在读书、做研究上。这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问：您如何看待今天国内纷纷建立国学院以及百家讲坛讲国学引发的热潮？

周有光：首先“国学”两个字是不通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学”，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不过要研究古代的东西我是赞成的。要注意的一点是，复兴华夏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辅助现代文化。具体怎么做呢，多数人认为应当符合三点要求：提高水平，整理和研究要用科学方法；适应现代，不作玄虚空谈，重视实用创造；扩大传播，用现代语文解释和翻译古代著作。

记者：听说您曾和爱因斯坦见过两次面？

周有光：那是1947年吧，我在美国的一家银行工作，同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我的好朋友、在普林斯顿做研究的经济学家何廉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很闲，可以去跟他聊聊。当时爱因斯坦已经68岁了。因积极呼吁禁止使用原子弹、谋求世界和谐而成为和蔼可亲的“崇高老人”。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为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

小辈们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讲爱因斯坦的事情。我忘掉了。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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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少年商学院新媒体部，综合媒体报道，以及摘录周有光先生的著作而成。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欢迎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