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夏俊峰的儿子：一封未能在报纸刊登的书信

       ​ ​   这是少年商学院微信（ID：youthMBA）的第192篇分享文章，来自作家绿妖。2013年5月，《新京报》邀刘瑜、绿妖、刘慈欣、周智琛等一些人，给自己的孩子或别人的孩子写封长信，然后将在儿童节当天作为特刊推出。

       ​ ​   这些信大多很温暖，但绿妖的书信，最让人难过。信是写给夏俊峰的孩子强强的。她尝试在儿童节这个本该是充满祝福的日子里，给夏俊峰的孩子讲述他父亲的遭遇，并且希望他理解之后还能爱这个世界。

       ​ ​   这篇文章最后未能刊发在报纸上。2013年9月25日是强强父亲夏俊峰的祭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夏俊峰今日被执行死刑——谨以分享此文，表达我们的纪念和祈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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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小朋友：

       ​ ​   你好。当编辑约我给一个小孩写封信时，我想到你。前几天看到你出画册，先祝新书大卖！

       ​ ​   和许多人一样，知道你，是因为你的父亲，夏俊峰。2009年5月16日，33岁沈阳小贩夏俊峰在城管勤务室里刺死城管申凯及张旭东，并刺伤一人。2009年底，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2011年，辽宁省高级法院终审维持一审判决。至今本案仍在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

       ​ ​   说不清为什么，4年过去，这名字仍被人牢记。也许它触动的是一根古老的神经：一个弱者与庞大机构、民与官之间，力量悬殊的对比。像蚂蚁与大象。这个庞大组织不止是城管。他们当天来了四辆车，十多个队员，围剿一米六五的夏俊峰及其妻子是手到擒来。但它身后那个机器更为庞大。它可以在一审中阻止辩方的六位证人出庭，并坚称夏俊峰未被城管殴打。一边是铜墙铁壁，一边是一个小贩，前下岗工人，现囚犯。我们看到巨大悬殊，他的生命犹如鸡蛋，随时会被铁锤击碎。

       ​ ​   对我，这名字还有一层私人情感。在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中，沈阳有百万工人下岗。2009年我到沈阳时，感觉这百万人口似乎都消失了，下岗重灾区——铁西区也建起高档楼盘和商场，看上去富丽堂皇。我住在一位朋友家。他妈妈至今还是一名小贩，在东北零下二十度的露天市场，卖衣服。朋友的姐姐一家也是小贩。朋友说，他认识的人，好像就没谁有正经工作。

       ​ ​   夏俊峰案传来，一下想起天寒地冻中，成片一模一样的小区，厚厚的积雪，肮脏的道路，萧条的气氛，跺着骨刺增生的痛脚取暖卖衣服的那位阿姨。他们像这富丽堂皇城市的难堪的内脏。还有那个疑问：数百万下岗职工去哪儿了——他们去当保安、开出租车、做小贩，摆地摊。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 ​   该案只是开始，让人看到“城管—小贩”冲突之暴烈。之后，还会有2011年重庆城管推搡小贩间，后者自高处坠下摔出一地鲜血；2013年女小贩被城管掐脖、她一岁半的孩子大哭要妈妈抱的照片在网上疯传。而这也只是冰山一角。它们折射出社会矛盾之激烈，是千万下岗人口要活下去的努力，与嗜好大广场大马路大商场的行政意志之间的矛盾；是有车的人不愿马路被小贩添堵的矛盾；是我们现代文明高档整洁的城市规划里不希望有穷人扫兴的矛盾。但在一个失业人口达两亿（语出温总理）的国度，地摊无可替代。它缓解就业压力，提供更廉价商品。我喜欢的小说家路内，有段时间在路边卖袜子。我说卖烟都比卖袜子强啊。他说，当时的钱只够进两包袜子。我自己，曾在路边发过英语培训班的传单。今年号称毕业生的寒冬，而我家地铁附近多了许多年轻人在卖衣服——一席之地，却是穷人的救命之所。

       ​ ​   夏俊峰下岗后四处打零工，钉过箱子、做过推拉门，干过空调厂，最后摆摊卖炸串。我看到，一个人努力为自己找出一条生路，但每一条生路都被堵死——工厂倒闭下岗、摆摊被城管驱逐。这也是此案为何备受关注，许多人，都曾在生命某阶段做过小贩。我们都可能成为夏俊峰。于是，网上此案争论格外激烈、两极化。一派坚信城管“没有打人”（此派人数较少），另一极，则拥夏俊峰为英雄，高呼杀得好。

       ​ ​   被杀的两位城管是夏俊峰的同龄人，一个未婚，是家中独子。另一个带着老婆孩子与父母、因病至今未婚的哥哥，挤在一处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为何欢呼？社会矛盾激化，无论是驱逐者还是被驱逐者，无论是杀人者或是被杀者，同为制度受害者。与其争论城管有没有打人，不如探讨“城管”制度的合理性，如何从根本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 ​   前几天，我遇到一位台湾老师，他家世代务农，种水果。对“卖水果”非常了解。讲到菜市场，我说，若有人不愿花摊位费进菜市场呢？他说，还有一种叫市集，免费，进去交易就好。还有，许多菜农是早起卖菜，卖完就走，警察也不大管。另外还有民间组织。比如我家种枇杷，农民会组织枇杷产销班，到枇杷产期，它会去找农会（也是农民自发组织），农会帮大家找销售渠道。比如在台北做一场枇杷展销会，场地费它出。我吃惊地：难道不是农民给它钱吗？怎么连场地费也由农会出？老师笑着点头：它争取农民，为了选举，为让你存款到农会。——我当时想，这种制度不会出现夏俊峰。

       ​ ​   好制度，是服务型社会，人们习惯互相帮助。坏制度激发暴力。

       ​ ​   那些指责游贩为何不进菜市场、或租赁门面，光明正大做生意的人，有没有了解一下本地菜市场摊位费、门市房的月租金？本该是公益性质的菜市场，在各地承包给私人后，摊位费一路飙升，综合各省会数据，一个摊位年租金在两万至四万间，且多为半年或一年付。做小本生意的不想进，很正常吧？更别提寸土寸金的门市房，夏俊峰们哪租得起？他的人生中，谁曾给过他帮助？不说缺失的官方救济，我们有像样的民间组织互帮互助吗？而事发地如今为沈阳有名夜市，每天交二三十元管理费便可摆摊，如此荒诞现实又让人百感交集！城市规划，是不是本该给地摊留出空白，如台湾那样？还要多少个夏俊峰，才能重新审视我们的规划，使之更人性，更符合当下国情？
       ​ ​   强强小朋友，很抱歉，我说了这么多你可能听不懂的话。和台湾老师聊天后，我一直想起你父亲。是否像孙志刚案引出收容遣送制的废除，时代需要一个夏俊峰案引发人们对“城管”制度的高度审视？至少，在一篇新闻结尾，我看到“一位卖小电器的老人对记者说：‘夏俊峰的事儿出现后，城管至少不敢再打我们了，但看见他们，我们还是会跑。’”——“至少不敢再打我们了”，算一种进步吗？可是你父亲和那两名死去城管，为此又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又为这种“时代需要”的念头感到抱歉。即使真的“时代需要”一个夏俊峰，那么，身为时代中的存活者，既得利益的我们，也应对此有所认识，该对时代的祭品有所歉意。

       ​ ​   所以我写信给你。才12岁，你过早感受到黑暗与不公。2012年，你被同学打成轻微脑震荡，妈妈问为什么不还手，你说：“我还手，他说我爸是杀人犯怎么办？我把他打死怎么办？他打我一下我不还手，打我两下我不还手，他打完我第三下，就不打我了。”记者给你拍照，你总捂住脸，怕被同学发现你的父亲是个杀人犯。

       ​ ​   作为成年人，我为我们给你一个这样的世界感到抱歉。我们本该努力让它变得更好。所幸你有个了不起的妈妈，只有初中学历的她几年中学会上网，发微博，找律师，给你办画展——只为了“让这案子不要冷下来”。她对记者说“如果结果不好，我一定跟我儿子说，爸爸是得心脏病没的，我一定要让儿子觉得世界是美的、好的，起码让他的人格是健全的，不会仇视社会。”她努力保护你的心灵免受仇恨吞噬。

       ​ ​   我还看到，在你画册里，有一句说明：所得将悉数捐给强强一家和两个城管的家庭——在暴戾的世界，如此善意弥足珍贵。

       ​ ​   我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徐晓——顺便说，她也曾坐过牢，强强小朋友，有一天你会知道，坐过牢的不一定都是坏人，当你生活在一个权利受到限制的年代，“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利，要么你就是这个社会的叛逆者”——她说：“相对于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标准来说，审美是更稳定更恒久的标准，只是它也许比任何标准都更高更完美，因而更加难以企及。”也许你现在还不懂，但你的画，已在践行并验证这句话。

       ​ ​   用儿子画展挽留丈夫生命，以画册收入帮助三个受害者的家庭，这其中的美和爱，跨越仇恨的鸿沟，凝成一束光，照亮世界。
       ​ ​   所以，你很珍贵，强强，你的画是这光的源头。我还要说，不要被生命中最初的障碍困扰。当有一天，你能直面镜头，坦然诉说你父亲的遭遇，你会发现，说出来比遮掩好，说出来，意味着见光，而不是变成心头的一个疤。当然，那是你长大后会明白的事。

祝快乐！

绿妖

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