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顶尖大学的学生很少偷懒
这是少年商学院微信(ID:youthmba)第794次分享,作者是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我们已获其授权。
“上了大学就好了”——不少朋友常对孩子说这句话。果真如此吗?美国的一些顶尖大学,课业压力之大超乎想象(其实中学亦然),简直就是“地狱”。但尽管如此,为何那么多留学生仍趋之若鹜呢?少年商学院微信今天分享芝大一位访问学者的声音:1、中国学生并非全球最勤奋;2、勤奋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勤奋在点子上。
我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一个小朋友迈克,今年刚上大学一年级。芝大经济系诺贝尔奖得主云集,是闻名全球的“芝加哥学派”的发祥地。在他的帮助下,我像一个大一新生一样背起书包,走进他们的课堂听课。
▋“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我选了一门希腊思想史的讨论课。本来我还想多选一些,但迈克建议我最好只选一门,从头到尾听下来。我听了很不服气。想当年,我在北大读书时一学期至少要选十门课。现在虽然年纪大了点,芝大的课程难一点,但也不至于差距这么大。迈克很直率地告诉我,他一学期只选了五门课,已经快要崩溃了。我将信将疑。
果不其然,这门课的难度极大。学生平均两到三个星期要读完一本像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样的著作,一学期下来大约要读四本原著,还不包括补充阅读材料。
在课堂上,一般会有一个学生先做一个15分钟左右的报告,然后大家开始讨论。一节课90分钟,老师只讲大约50分钟,而且老师讲课并非一个人的表演,会提很多问题,学生也可以随时插话提问,参与讨论。课后还有大量的作业。学生在课后必须要读原著,否则既不能完成作业,也无法参与课程讨论,而这些会统统计入学生的最终成绩。
更为要害的是,上这样的课,从一开始就必须非常努力,也不能逃课,否则,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有一次我因为要参加一个会议,落了一节课,结果后面立即陷入听不懂的状态。
▋吃饭在五分钟内完成
上完课后,迈克带我到食堂去吃饭。他几乎是连跑带颠地取完东西——顺带帮我也取了午餐——坐下之后就从书包里拿出书和笔,一边吃一边在书上写写画画。说是吃饭,他基本上是在看书,饭其实是在五分钟之内吃完的。
我问他怎么会这么紧张。他告诉我下午化学实验课的内容还没有完成,而如果完不成的话,课就没法上了。这使我大为惊奇。迈克的专业是经济学,如果要选数学课还可以理解,但和化学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匆匆吃完饭后,迈克对我说,下个星期他会非常忙,因为要开始期中考试了。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不一定有时间和我见面。我马上说,没关系,你先忙,我们可以两个星期后再见面。迈克面露难色地说,恐怕也不行。这些期中考试会一直持续到学期结束,也就是说,是和期末考试连在一起了。
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迈克以及其他芝大的学生那么忙,以至于几乎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但不要以为这些学生只是在读书。迈克每个周日要到城里去上班,平时还要参加和欣赏各种各样的音乐会。
▋再辛苦,也不偷懒混日子
相比而言,国内本科学生的单位课程压力要小很多。北大学生算是辛苦,但对于一些特别聪明的理科生和大部分文科生来说,日子要轻松得多——他(她)可以偷懒。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很辛苦,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但我的大部分时间是用在读自己喜欢的书和社会活动上,真正用在课业上的时间并不多。即便如此,我的成绩也还不错。
原因很简单,每次期末考试之前,我就把班里笔记记得最好的同学的笔记借来抄一遍,往往得分比他还要高。他的笔记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把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包括老师讲的笑话,然后在笔记本上注明。
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偷懒在芝大几乎不可能发生。而且,和国内本科教育恰好相反,越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单位课业负担反而越重。因此,芝大学生在选课时非常谨慎,一定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绝对不会出现借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来凑学分的情形——而这种情况在国内大学实在是太普遍了,越是文科学生越好混日子。
▋要算经济账,更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迈克告诉我,芝大学生很少偷懒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善于“算经济账”——上芝大的费用太高,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接近6万美元。因此,在芝大学习的每一天,上的每一堂课,都可以相应地折算成学费。他必须要在芝大学习尽可能多的东西,否则对不起爸爸妈妈付出的高昂成本。
换句话说,当每一个学生付出的学费同样多时,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谁学到的东西越多,就意味着谁获得的超额利润越高。因此,每个学生都卯足了劲儿拼命地学习。对于那些依靠奖学金读书的学生而言更是如此。
这当然不是说把中国大学的学费提高就能治理懒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中国学生高考之前的重复性训练,实在是过于艰苦,以至于学生进入大学之后难免会产生出一些混混日子的想法。再加上大学课程和社会需求脱节,用人机构不能从课程成绩单中观测到学生的实际能力,就难怪学生对课程学习不够重视了。
这一现象,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和两国大学制度、就业市场多样性和社会诚信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现在,国内高校忽略了这些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制度性因素,而单纯倡导甚至移植某些具体措施和政策——比如所谓的“宽进严出”和AP课程,等等——是不可能收到理想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