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复活节，英国首相鲍里斯已经出院了，但死亡人数突破1万，英国的疫情仍然很严重。
这已经是英国实施封锁（lockdown）政策的第3周，也是要求老人和病弱易感染者在家自我隔离的第4周，伦敦作为病例最多的地区，可以说，在政府封锁之前，我们已经处于半自我隔离状态了。
那时候女儿们还上学，但因为从1月起开始听我唠叨国内的疫情，对这个病毒早就耳熟能详了。
在武汉全面“封城”之前，“武汉爆发不明原因的肺炎”的报道在1月2日第一次出现在英国公众媒体BBC网站上。
从20日起，被冠以“武汉病毒”的新闻一直占据英国公众媒体BBC网站的头条，连英国人自己忙着脱欧谈判、欧洲议会表决这样的大事都只上过一次头条，不到3小时，又被来自国内的实时报道“后来居上”。
当然，秉持一贯的中立态度和科学精神，BBC也有来自医疗专家的“支招”，如何洗手、到户外戴口罩等等。
这两位，一听我说要“聊聊”，马上回：“等等，我们去拿手机。”
这也是我们家里的“新常态”，聊到与社会有关的任何事，她俩首先要自己去查新闻，以免从我这儿听到“不实之词”，最后鸡同鸭讲，大家浪费时间。
当然，之前已经给她们“洗过脑”，查证新闻，最少需要2-3个不同的新闻来源，而在英国，媒体有大报、小报之分：小报基本不用看，大报分为左派、右派和中立。
BBC中立，Guardian（卫报）代表知识分子左派，Telegraph（电讯报）是右派；带有org或者gov后缀的网站，信息相对而言比较公正、客观、专业；疾病类看NHS网站。
这次两个人还看了WHO（世界卫生组织）、science meg（科学杂志）、帝国理工和哈佛大学网站，她们自己又加上了可以去咨询专业人士，比如病毒这件事，可以去问学校教科学的老师，或者学医、学生物的家长等。
也就是1月初，大女儿因为自学了高中的生物，就按照她认为我能理解的病毒概念给我和她妹妹科普了。
当时她的结论是，如果确定是病毒传播，那么在科学家发明免疫接种之前，即使是抗病毒药，也只是防止病毒增殖，提高宿主的（终身）免疫能力，所以悲观地说，传染上只能听天由命；乐观点说，流感就是病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搞清楚传播方式最重要。
至于我提醒她们洗手洗手再洗手，她一直持“小心过度清洁，引起病毒变异”的观点，对除洗手之外的其他防御措施不以为然。
当然，随着科学家不断地加深对新冠病毒的科普，后来她也接受了用高于70%的酒精对从有疑似案例的学校回来后的书包和行李进行一下外消毒，并偶尔喷一下门铃。
大女儿当时持反对意见：“封城是非常重大的决定，需要依据强有力的科学数据和证据才能做出，不然就等于强行让1100万人口陪着病毒生存；同时封锁不利于信息透明；而人的基本生存权和信息公开正是一个国家最需要树立的国际形象。第三，如果无法证明新冠状病毒像埃博拉病毒有那么大的危害性，比如前者的死亡比例并不大，而目前病毒本身有潜伏期、传染渠道不明，所以其实应该有其他方法解决。”
同时，她抱怨BBC天天用这个新闻做头条，无形中增加了民众的恐慌，毕竟，英国本土的冬季流感的得病率和死亡率都会比新冠状病毒高。
虽然她说的第三点后来被证明判断错误，新冠病毒的传播性被低估了，而媒体即使如此报道，从结果而言，其实很多英国民众并没有对这种病毒有着足够的重视。
小女儿则是封城的支持派，她的理论依据是今年Religion Study (宗教信仰研究)刚学过的伦理学里的规范伦理学理论，在判断一个非常手段时，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如果最终结果是大多数人获益，那么这个非常手段可以被认为是对的决定。
对于姐姐的观点，她评论太天真而且偏执，“她顶多是基于科学的考虑，但城市或者国家的治理要参考的因素更多。”
她俩谁也没说服谁。但大女儿有一个观点大家都同意：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道德伦理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具体说就是伦理学，安乐死、克隆、基因工程等，都涉及了生物伦理学。
同时，两个人当时都希望中国能因此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记得有一次在跟大女儿谈论教育时，她问过“你定位你是谁？教育哲学是什么？”对她而言，生物学家是用生物概念解释世界的一切，经济学家看世界用经济学，所以她和妹妹对事物的解释立足不同。
2月中，当英国出现超级传播者的时候，病例一下子上升到9例，因为对武汉和国内的大量新闻的解读，我开始把纸上谈兵付诸行动，经过药店时，会问有没有口罩，也开始买带酒精的洗手凝胶，但两个女儿非常坚持她们学到的知识，拒绝戴口罩。
小女儿还提醒我：你再找口罩的时候，别把商店的都买光，英国的建筑工人和其他人也需要用。他们买不到，会怪到中国疫情上的，这样就不好了。
比起对疫情本身的关注，两个人对因此而带来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关心。
虽然2月下旬意大利度假归来的英国人突然进入感染高峰期，此前的9例其实8例已经痊愈出院，所以这次突发的多病例并没有引起民众太多的重视。
小女儿还笑嘻嘻地说朋友谁谁谁的爸爸感染了，所以那个朋友也趁机在家自我隔离两周，但“她根本就没有好好做老师留的作业，昨天回来还抄我的作业。唉！”那你给她抄了吗？“嗯，她不交作业有压力，抄就抄吧，又不是考试，不过我也告诉她就这一次，以后她应该自己写。”
3月下旬，离学期结束还有8天，学校突然宣布提前结束，早上去叫她吃早饭时，才发现人家在上课，后来连续5天的网课，自己上闹钟，提前45分钟起床，先做瑜伽20分钟，然后按时上课，中午休息的时候还把作业做了，后来得意洋洋说，现在每天作业都能在白天做完，晚上不用台灯做作业了。
不仅认真上课，还坚持课后的划船俱乐部的网上室内运动，每两天出去跑步一次，计划趁着在家隔离的时间增强一下体能。
很好奇她能这么有规律，她说: “学习和运动，都是我自己得益，当然不用你提醒了，这又不是你的事。”
既然如此，打蛇随棍上，赶紧民主地要求闺女们分担家里清洁、做饭这些工作，既然大家都在家自我隔离，时间这么多，正好调节一下，也能打发时间。最后达成每人做两天、我是大人吃亏一点做3天的协议。
其实我也是故意的。这次疫情，有些在英国的大学生其实可以不回国的，但他们平时过的是外卖和餐馆聚餐的生活，自己不会厨艺，一旦自我隔离在宿舍，连吃饭都成问题。
她们平时好像是习惯买买买，但都买的是奢侈品，现在一旦超市某些食品的货源紧张，就他们的购物水平，连鸡蛋或者意大利面都可能有一段时间买不到，只能回国。
话说回来，女儿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抱怨过封锁或者自我隔离的政策，反而表现出各种理解。
“群体免疫”这个概念她们不仅接受，而且在看了各种数据，她们自己是危险性最小的人群之后，一直要求代替我去购物，理由是比较起来，我更是高危人群。
有次看新闻说超市限量鸡蛋，小女儿说咱们最近就不要做蛋糕了，每天每人一个鸡蛋，这样我们少买点，别人就能买到了。
至于口罩、护目镜、手套、防护服，她俩看着国人穿戴整齐登机的照片目瞪口呆，更关心这么大量使用，对环境的破坏会不会加大。
这两位振振有词地“教育”我：“我们还不到20岁，未来50、70年你是看不到了，你不能留一个破烂的未来给我们吧?!”
从3周前，英国政府每天都有一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两个女儿一次不拉。有时候，我懒得去听，只开着网页刷新要闻，但她俩一直坚持从头听到尾。
问她们为什么，大女儿说：“如果你不听，怎么能了解发生了什么？而且只有完整地听，才知道他们政策的逻辑。你看，有时候有的记者就会问很蠢的问题。”
“比如为医务工作者的防护问题，没有就是没有，不够就是不够，也不能凭空变出来，或者藏起来不给用。几个记者重复问什么时候有，完全是浪费时间。”
“如果是监督，那就拿出实例来，比如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储备没有用，拿出数字，问为什么不用储备、什么时候用?或者你知道政府在哪些国家采购，就提问某国的何时能到、问题出现在哪里。如果没有这些背景调查，光打感情牌，就是浪费时间。”
“你生活在这个国家，在这种全国性的行动里，不相信政府，去相信谁？每天新闻发布会都会说明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或者数据，BBC的议会台也可以看有关的辩论，所有的政策都是在数据和理论下做出的，为什么会不相信呢？”
小女儿说得更简单粗暴：“相信不相信，都要按照政策去做。如果我们都不做，那得有多少人不会做啊。你看那么多傻子，都说了不要出门不要出门，还要跑出去骑摩托，说是锻炼，或者开300英里车程，说买面包。我们总不能做他们吧，我又不是没有脑子。”
你会觉得自己受了教育，或者说对的教育，所以跟他们不一样吗？
“你送我们上那么贵的学校，当然是认为那个教育值得。我也没觉得学校教了什么不对的概念。就像这次政府提出在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是为了保护老人和病弱者，为了保护国家医疗系统（NHS），这个概念没有错，当然应该这样。至于那些东西他们做慢了，哪些有失误，那都是难以避免的。但大的方向和原则没有错。”
不过，到了英国宣布“封锁”政策以后，大女儿对“武汉封城”的决定的反感也没有那么强烈了。
也因此，我旧话重提，问过她俩：“现在看，当初是不是太小看这个病毒了？而且英国有一天会缺手纸、鸡蛋和面粉，你们没有想过吧？”
两个人耸耸肩，抿嘴假笑一下，但我是很乐于看到她们一直生活的平稳状态被打破。每天更认真地刷牙，以防不得不去看牙医；更注意用眼卫生，希望不需要去配眼镜；保持一定的锻炼；用社交媒体继续跟好友们联络；而最让人惊喜的是，突然慢下来的生活让两个人有了时间和心情，开始自学中文了。
虽然还不知道今年暑假能不能回国，但两个人觉得多一门甚至几门外语，对她们的未来更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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