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回自己最重要——三位首富女儿的迥异路

       这是少年商学院微信（ID：youthMBA）的第208篇分享文章，作者是我们的创始人@东方愚。

刘畅、杨惠妍、宗馥莉，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三个女孩的名字：她们都是80后，分别出生于1980年、1981年和1982年；她们都曾到美国留学；最扎眼的是——都是首富的女儿，各自的父亲刘永好、杨国强、宗庆后，皆乃中国企业界的大腕。可是，她们的性格以及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完全不同，在家族企业传承上的路径也大相径庭。

        刘畅是个乖乖女，尽管很小就去了美国。事实上无论是到纽约留学，还是回国后到北大读MBA，抑或当初进入广告行业，以及后来到新希望集团乳业事业部任职等，所有这些选择与决定，都是刘永好帮她做的。刘畅内心并不喜欢，但在家庭的威权教育之下，她所能做的，除了服从还是服从。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刘畅依然是这个样子。她在台上和父亲一唱一合。有人说这是真情流露，可我从刘畅眼神中看到的，是千般小心万般谨慎。一个时刻小心翼翼的人或许很坦荡，但一定不够真实。

        宗馥莉也是自小到的美国，且是与刘畅几乎同时的1994年前后。不过，与刘畅不同，她的思维完全西化。她率直、我行我素，从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不习惯也不情愿去钻研中国式人情世故。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和父亲宗庆后一次参加央视的节目录制，主持人陈伟鸿问宗庆后：“娃哈哈加上宗馥莉等于什么？”“等于更强大的娃哈哈。”陈转而问宗馥莉：“娃哈哈减去宗庆后等于什么？”“等于零。”多么简洁干练的回答；这个时候，宗庆后脸上掠过一丝尴尬。

        杨惠妍是2013胡润百富榜上的中国女首富。六年前地产业狂飙突进的时候她就曾摘得此桂冠。可是，外界几乎没有人见过杨惠妍。传媒报道杨氏家庭或碧桂园时用的她的照片，自始至终皆为其大婚时，亲友用手机拍的并不清晰雅致的婚纱照截图。这也算是中国财富史上的一大奇观了。换成有的家族，早已按捺不住——向外发布一张大头、化过妆的正面照并不至于怎么样吧。可杨家不这么想，更不这么干。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三位姑娘迥异的风格？她们各自的路径预示着什么？对中国企业界又有着怎样的启发呢？

        威权教育为什么在宗馥莉身上会失灵？如果非要找客观原因的话，我们可以追溯到宗庆后42岁才开始创业，而宗馥莉赴美留学时，娃哈哈产品刚刚开始出现供不应求，并到省外开出第一家分公司。尽管宗庆后已经五十岁，但他就是一个意气风发、只争朝夕的创业男。他并没有太多时间“管教”女儿，任其个性自然生长；而刘永好虽然比宗庆后要小6岁，但刘畅出国读书的第二年，刘氏兄弟就坐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上。他让女儿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是为安全计，“我们家在纽约有亲戚”，刘畅两年前一次接受我们采访时说。

        如果从所处行业及所扮演角色的角度来看，刘永好发家所仰仗的养殖、饲料产业虽说是充分竞争行业，但他在1993年成为首批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之民营企业家中的一员，并与同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共四十多位人士共同提案、最终催生民生银行并顺利成为股东，就注定他是个“讲政治”的高手，这也是当初那批人屹立民营经济江湖二十年不倒的秘诀。在这样一种情景下，刘畅即使想过自己人生，想做自己喜欢的事——譬如开饰品店，也终会被父亲循循善诱，接班是自然而然的事，最重要的是，她成为了父亲希望她成为的那个人。

        宗馥莉在这方面受到的羁绊自然要小得多。宗庆后一直是个商人。他首次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也是2003年的事了，那个时候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几年后，当娃哈哈与达能的控股权争夺战硝烟弥漫时，尴尬的一幕出现了：宗庆后因大打民族感情牌收效明显而暗中庆幸时，宗馥莉——这个自己最亲近的人——却不认同他。女儿的观点很简单：在商言商，遵守契约精神。看起来很是“不留情面”，她的这一性格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我就是我。”宗馥莉说。

        杨国强是“可怕的顺德人”——务实、低调、敢为天下先，又是当年一本万利、在贫富不均的今天让人分外眼红的房地产商。所以就算他后来没有做佛山市政协委员，地域和行业的特征，加上他健康欠佳等个人及家族因素，这些都已经决定了他会努力让家族成员避开外界的关注，尽可能少成为民间仇富的靶子。只是没想到他们把“藏匿”二字演绎到了极致。

        三位女中豪杰的路径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现在正在或正要退休的那一批中国企业家——尤其是传统行业企业家——的拘谨与无奈。他们希望并认为必须按照自己的原先风格走下去，才能躲明枪防暗箭。

        表面上看，刘畅类型的二代企业家因延续了父辈的谦卑和八面玲珑，看起来会比较“吃得开”，但我认为可能走不远，或者说，刘畅必须改变、必须做她自己之后，新希望才能有新的未来。暂时的业绩俯冲和老臣不服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做不回自己。

        杨惠妍式的人物并不会在“80后”之二代企业家中大量涌现，上市公司只有开放透明才能真正赢得股东和公众的依赖，这是这一代人中多数人的价值观和个性。

        宗馥莉式的企业家会成为未来的主流，现在看起来可能太过锋芒毕露，说的话甚至做的事有些不合时宜。最近因为宗庆后手指被砍，一向外向的宗馥莉暂时也不再抛头露面，于是有人有些幸灾乐祸。但个性就是个性，趋势就是趋势，宗馥莉一定不会因此就变成刘畅或杨惠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常说“企业家应当适应体制”，但别忘了这话还有下半句，那就是体制也得反过来适应企业家。五年、十年后这批人真正成为中国商业的核心和独立力量时，他们区别于父辈的习惯性妥协，会将率直进行到底，虽然不能与体制“死磕”，但他们一定会成为旧规则的改写者。其实就算政治环境没变，但是人变了，所有的组织——从国家机器到商业机构都更新换代了，游戏规则不变也得变。

        （原文刊发于iBloomberg商业周刊中文版；东方愚，本名张华，财经作家、资深媒体人、跨界教育倡导者，长期致力于企业家生态和财富变迁的报道与研究。曾任职南方周末，现为YouthMBA少年商学院创办人，著有《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与胡润合著，2008年）、《他们比你更焦虑：中国富豪们的隐秘忧伤》(2010年)、《荷尔蒙经济学：中国富豪择偶与婚姻的秘密》(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