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送晚辈名牌却被批“抠门”,我们需要怎样的“红包文化”? | 少年商学院

过年送晚辈名牌却被批“抠门”,我们需要怎样的“红包文化”?

过年送晚辈名牌却被批“抠门”,我们需要怎样的“红包文化”?

文 | 薛涌

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

学院君说:春节将近,亲朋好友奔相走访,而红包,在这个时候也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寓意着把新的一年的祝福和好运带给对方。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就是作者在过年红包这件事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对这件事的一个思考,我们到底要给孩子怎样的红包文化,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最近弟弟来访,在家里住了两日。临走前,他表示想给我女儿一个红包。毕竟自己是当叔叔的,上次来时小女才两岁。他和自己的这位侄女七八年没有见面了。这次两人就和第一次认识一样。做长辈的给个红包作为见面礼,也属于人之常情。

我马上告诉他:“我们之间这一套还是免了吧。大家彼此都不要给对方的孩子送钱。这样会把孩子惯坏的。”弟弟点头称是。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长辈给小辈送红包的传统,在我们家一直都有延续,这几日举国人民探亲访友,手上的、微信的、支付宝的,各种红包可谓满天飞,也多是传统使然,过年嘛,孩子手上没个红包,多没年味?

我本来一直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可发生在我国内一位朋友身上的一件小事,却让我对“红包”等物质礼物改了观:他给自己的侄女买了很贵的礼物,竟被对方说“抠门儿”——因为那不是一流的牌子。

过年送晚辈名牌却被批“抠门”,我们需要怎样的“红包文化”?

类似的例子在身边不少。这也怨不得孩子,如今经济起飞,我们这代几乎是最大的受益者,产生了许多成功人士,孩子有任何要求,都尽量满足,平常也总习惯性地给他们礼物和红包,过年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

好在我10岁的女儿,倒是很少向父母要东西,真要时也非常小心。她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几乎从来不直接提出要求,最多委婉地表示一下自己的向往。在商店试鞋试衣服,不管自己多么喜欢,我们只要说“太贵”、“没有减价”,她就毫不犹豫地把东西放回去。

我可是个从小就懂伸手和父母要钱的大俗人,女儿却丝毫没有我这点毛病。冷静下来用理性分析一下,她的这种品格还是受了她的一位美国朋友影响。

美国“富二代”的危机感太可怕

这个美国小朋友叫安娜,和我女儿是音乐学校的同学。安娜的母亲南希是第二代的华裔,广东人,医生。她嫁了位德国工程师,两人一口气生了三个孩子,最小的才刚刚会走路说话,这种组合在美国是绝对的高收入阶层,可安娜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生活却比我家女儿“苦”多了。

安娜虽然比我女儿小两岁,但她的钢琴却出色得多。我们每听安娜弹琴都要叹息:实在没办法,人家是天才!后来大家熟了才知道,安娜小小年纪,一天至少练两个小时的琴,有时甚至超过三个小时(我女儿则练一个小时都很勉强)。

这种坚持源于南希对孩子近乎不近情理的严苛要求。一次安娜迷上电子游戏,没有练够琴,南希竟在安娜开演奏会时拒绝前来棒场。她告诉我们:我从小就对这些孩子们讲,长大想上大学,那就学好功课去拿奖学金,我是不会给你们付学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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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了后暗暗为她的孩子叫苦:“你一个当医生的,年薪几十万。而奖学金绝大部分是根据经济需要给的,只有为数很少奖学金是绝对按学业和素质颁发。这条路也太挤了。你的孩子到哪里能争取到?况且,你的老大安娜也才八岁。难道你的孩子们还没上学就得为自己未来的奖学金操心?”

不过,听她这么解释,我们也明白了安娜为什么弹琴能如此用功。比起我们的女儿来,她生活在一个富裕得多的家庭,但是危机感却可能大得多。

年薪几十万的医生,陪女儿兜售橡皮

最近她们一家又上演了另一台戏,那就是做买卖。南希计划明年夏天送安娜到德国学习音乐,而且要安娜现在的俄裔钢琴老师陪同去。

这种奢侈的教育,让我们这等人只有望洋兴叹了。不过,南希告诉安娜:“家里没有钱支付你老师的费用,你要想办法自己挣出来。”

可怜的安娜一急,决定把自己积攒了多年、也最为心爱的日式小橡皮出售给小朋友们。

南希大喜,决定帮助女儿进行“企业扩张”,跑到玩具店讨价还价,以五十美分一块批量买下橡皮,再让安娜按一块钱一块的市场价推销。

日后安娜一见我女儿,上来先要兜售橡皮。我们当父母的为朋友的人情所迫,已经先后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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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橡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安娜才八岁,生活圈子还小,就那么几个朋友。大家买了一次,就“需求饱和”,不会再买。而且,一般一次成交就几块钱的金额,南希还要帮助女儿给买主感谢卡。

我们每到周末就看见这母女俩提着一大箱橡皮在音乐学校的走廊里找买主,心里不禁暗笑:这可是人家的风险投资呀。一个年薪几十万的医生,陪着女儿兜售橡皮,一个小时挣三四块,收入不及最低工资线的一半,甚至有时谈起生意来弄得安娜上课迟到。更不用说,批量买下的这么多橡皮,一半怕是也推销不出去,最后肯定要赔本。

南希也算是典型的成功职业女性。真要经营橡皮,想来她也有足够的智商不作这种赔本的买卖。其实,她赔的本就是在女儿身上投的资。

她要想尽办法让女儿从小就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甚至从自己的父母这里也得不到。我很难想象安娜长大了会变着法儿向自己的父母要钱。她从懂事起就没有这个概念。

安娜这样一个“穷酸富二代”就成了我女儿金钱观教育的榜样,而南希的做法,也算是给我提了个醒,关于教育“富二代”,一味地给予物质并不能帮助孩子建立健全的物质观。新年红包和压岁钱本是传递祝福,可别变味成了可供攀比之物。

作者与授权

薛涌,美国波士顿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我们已获其授权并对文章做了编辑,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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