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汉子”52年后给哈佛教授回信：事业和家庭可以平衡

        女人节快乐！这是youthMBA微信（ID：youthmba）的第336次分享，作者是菲利斯·里奇曼曾任《华盛顿邮报》美食评论员。我们已在Twitter上与她联系授权。

        1961年6月21日，我收到了哈佛大学城市区域规划学院的一封来信，当时我正在申请它们的研究生学位。写信人是当时学院招生办的助理威廉姆·A·德贝尔——半个世纪过去，他已是学院的名誉教授。

        这封信表达了我有希望获得录取，不过前提是我得提交一份计划书，专门谈谈“准备”——怎样让我的专业生涯与我对丈夫和未来家庭的责任结合：

        根据我们一直以来的经验，就算是天资聪颖的学生，已婚女性很难再按原计划实行研究，而且感觉自己花在专业领域时间和精力有点像白费了（对所有本科以上的专业研究来说都是这么回事。）因此，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也为了帮助我们做出最后的决定，你能否尽快写一份计划，和我们谈谈你的准备。

        52年了，这封信就这样静静地躺在我存放旧物的机箱里。如果不是这次心血来潮的大清理，我想我不会记起这封我还没回复的旧信。于是我提起了笔，给这位半个世纪前捎来通知的德贝尔教授写去这封回信：

亲爱的威廉姆·A·德贝尔，

        抱歉，过了这么长时间才回复你1961年6月的来信。如你曾预见的那样，我一直非常忙。最近在清理机箱纪念品时，我偶然看到了你的来信，这才想起来，虽然我们52年前当面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从未做过书面回复。

        这封1961年的来信让我很是消沉，不过我并未因此沉沦下去。虽然与我同时代的女性做出过非凡的事业，但她们大部分必须冲破障碍才能做到。收到你来信前，我从未想过婚姻可能阻碍我被哈佛录取或我的事业。当时那封信让我非常气馁，以至于最后我没有完成申请。这让我在之后一次和你的面谈中，无力反驳信中的某些观点。

        那时我不知该如何按你的要求提笔（写下准备计划）。但如今，两段婚姻、三个子女与一份成功的写作事业让我得以对你在信中的顾虑“有话直说”，正如你写的那样。

        我还从没见过哪个女人“感觉自己花在专业领域时间和精力有点像白费了”。我从没为哪怕一节课后悔过。我的研究生涯共计十余年，虽然都是半工半读——因为我还有“对丈夫的责任”（正如你当年的敏锐洞悉），其中就包括在他做研究项目的十年里我对他的财政支持。

        你认为婚姻和家庭将阻碍我事业的发展，但我认为，被哈佛录取本可以推动我的事业发展到和我丈夫相同的水准。虽然在现在看来，我专业生涯的一切仍然丰富多彩，但你的来信却恰恰表明，在我的事业刚刚起步时，哈佛没有给予它应有的尊重，更别提尊重我的丈夫、家人和我自己了。

（上图为联合国2013年反性别歧视广告，在谷歌输入“women cannot”会自动弹出许多性别歧视信息。）

        我们搬到了费城，这里有顶尖的城市规划学院，著名的规划委员会，一开始我羞得不敢做规划有关的工作。我那时对申请杂志撰稿相关的工作更有信心，因为我有一些新闻从业经历。一个编辑告诉我，虽然我是女人的事实可以让他少付一些钱，但这样的省钱方式并不划算，因为我可能不能像男人一样长期任职。另一个则说他不能为“不可抗因素”去冒险，意思当然是说我可能会怀孕。

        最后我在费城城市规划委员会找到了一份研究员工作，再后来，我参与了一个关于无家可归者重新安置的项目。如你预期的那样，一个“未来的家庭”在我与丈夫婚后的第五年成为现实。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请了假来照顾他，就像1961年我们面谈时你说到的，你的第一任妻子正在全身心地做这件事。你也许不记得了，但你就是以她为例，来解释已婚女性的教育很可能是浪费。

        我猜这是时代赋予你的狭隘。Google告诉我，你的妻子拿了两个硕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在学术研究、会议策划和社会行动等领域均有出色表现。你还依然认为她的研究生课程是浪费时间吗？

        在抚养孩子的那些年，我非常擅长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可以背着他一起去处理事务。两个孩子的时候，我依然能应付自如，比如我一边给他们喂奶一边做研究，或是在游戏场边上看我的功课。三个孩子的时候，我有些忙不过来了，我需要有人来照顾孩子，但是雇一个人似乎太奢侈了，因为我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收入。因此我装修了家里的阁楼，在地下室加了一个厨房，为大学生提供免费的住宿，条件是他们帮我照顾孩子。

        我发现，自由撰稿和带孩子完全没有冲突。我在哪儿都能写作——在岩溪公园里，孩子们在一旁抓青蛙和蜥蜴；深夜在家里，孩子们已经睡下。如果我要写的话题是类似比较购买冰淇淋或微波炉家用测试，我可以在收集素材的同时喂饱孩子，逗他们玩。

        我快30岁才有孩子，那时我正在事业发展期，以不同的条件来换取临时保姆、拼车、做饭等把我的生活变得很复杂——但这也让我变得灵活、有弹性。（我甚至写了一本关于交换物品的书。） 

        那些年我忙得不可开交，但也非常快乐。我开车送孩子们上学，因为我珍惜那些和他们在车里共度的时光。下午三点我赶回家里，这样他们回来的时候能见到我在。我的学生房客们则帮忙负责晚餐。

        毫无疑问，我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幸运：在正确的时间来到了正确的城市，得到来自家庭与朋友的强力支持，还发现了写作这件对我来说快捷简单的事……命运的意外不计其数，在我离婚后，我更加感谢我的工作为我带来了社交生活。

        从这种意义上说，德贝尔教授，你的信没让我走上城市规划的道路，却开启了我的写作之路。有人或许会说这是运气好，我却宁愿说，如何平衡家庭生活与研究生学业的选择权，本应该是我的。幸运的是，在写作方面，性别的影响要比别的大部分工作都小。人们越来越多地从自由撰稿人写的东西来判断他们，而不是别的因素。

        德贝尔教授，我猜你现在对女性的观念更开放，并且更欢迎她们、甚至鼓励她们进入你的领域。至少这是我从你2010年的一次演讲中会做出的猜测，当时你因为40年服务于罗博学者环境研究基金而受表彰。

        “随着时间流逝，将会有一种浪潮指引着招生委员会去跨越那些所谓‘经验上可靠的选择’。”你在演讲时如是说，并恳请你的校友们“要坚持让招生委员会去冒险”。这让我相信，不会再有哪个女学生经历如我般长达半个世纪的对自我能力的追问。

真诚地，

菲利斯·里奇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