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要参加军训，而新加坡孩子却是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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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胡子立，任职于新加坡教育部

（原载于“爱思想网”）

“集体荣誉感”背后

有被人忽略的危险情绪

当我从事基础教育后，我很讶异于自己曾经恨过一个老师，并且不是因为私人的原因。

事情发生在高中的一次运动会上。当时班主任临时有事，提早回家了，我们班的看台一片狼藉，大部分的人都已作鸟兽散。这时，一向被我们视为竞争对手的隔壁班的班主任对着一个老师嘀咕，大概是说“看班主任不在，就没人处理垃圾了”，这瞬间激怒了我和还剩下的几位同学，我们纷纷觉得自己因为“母亲”不在而被欺负、被侮辱了，而且还不是侮辱了我们个人，而是侮辱了我们班！

于是我带头，和他们一起把垃圾清理干净，就连平时很难叫动的同学，这时候也都异常积极。事后我想，这就是所谓的“集体荣誉感”吧，把我们凝聚在了一起。但莫名的，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这个嘀咕我们的老师非常反感。

后来，我在一所中学教书，认识了一位从中国到新加坡已经十几年的老师，她向我提起令她难忘的中国运动会，感叹那种集体凝聚力实在惊人。

新加坡中学的运动会建制和中国是不同的，他们会把全校学生分成四个阵营，所有学校开展的体育活动，都是四个阵营的竞争，而不是以班级为单位，但将学生随机分成四个阵营的做法，完全不具备感情基础，平时一起练习加油的口号都显得极为松散，只有几个学生领袖异常积极，旁边老师不断鼓励，但大部分学生还是置身事外，任何鼓劲的效果都寥寥。

那位老师认真而真切地对我说：“中国的学生运动会让我们更有拼劲，更团结，也更有意思。”

当那个老师说“更有意思”时，我完全明白她说的是什么，她说的是一种置身集体，为之奋斗，乃至为之牺牲的一种崇高感，至少是归属感。但她不知道，我第一次明显体会到“集体归属感”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有另一种莫名的情绪：那个隔壁班的班主任只不过陈述了一个事实，我却滋生了对她的愤怒和恨意，甚至持续了一段时间。

“你弟弟该自己发现他的底线”

德国有一部教育电影，叫《浪潮》。第一次看时，我就被里面对独裁统治的模拟给深深刺激了。我突然发现，我们最被认可的班集体建设，正是用了同样的方法。

（《浪潮》剧照）

在这部电影里，教授“独裁政治”的老师问学生一个问题：“现在法西斯主义还能不能在我们身上复现？”这些民主制度下成长的孩子，表示了轻蔑，他们认为完全不可能。于是，这个教师策划了一个名为“浪潮”的独裁实验。

一个女生上完第一堂课，回家兴奋地和她的母亲交流：

女生：纪律铸造力量。我们所有人都参与了，像是有一种力量，吸引了所有人。

母亲：我只能用可怕来形容。

女生：至少你从来不这样教育我们。纪律对弟弟来说没有什么坏处。

母亲：你弟弟应该自己发现他的底线。

这个女生说的“参与”是他们按老师的要求，按正确的坐姿坐着上课，发言之前一定要举手，得到老师允许后才可以发言，而且必须要起立。接着下来是统一的服装、统一的口号、统一的目标、统一的敌人，不属于你的阵营即是敌人，党同伐异。

（这个学生也曾一度被浪潮实验所控制）

（电影中发起浪潮实验的老师）

我们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充满了这种对整齐划一行动的训练。往往最初的反抗者会受到处罚，在老师那里，这是杀鸡儆猴。一个优秀班集体的建成，标志即是所有人高度的集体荣誉感。为了这个集体，在个人行为上不逾矩不犯规，每一次集体的活动，大家都能团结一致，朝着共同的目标进发，在集体目标的实现中实现自己，当然在适当的时候还要学会个人牺牲。

我在小学时，参加一个集体舞比赛，班主任老师要求我脱下袜子给另一个同学，原因忘记了，我不同意，于是后来我成了整个班的敌人。而电影里，当唯一的清醒者站出来反对这个组织时，被强制拉上台，如果继续下去就是被多数人的意愿杀害。

（因为不愿意穿浪潮实验规定的白色衬衫，两个女同学遭到全体同学排斥）

军训VS露营

集体荣誉VS团队协作

独裁的诱惑总结起来是两句我们并不陌生的话——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这种对我们纪律性与一致性的规训，最好的活动例子就是军训。在中国做老师时，我和同事聊起军训，最大的感受就是，刚军训完的学生真乖、真好教。

但新加坡的中学生是不需要参加军训的，取而代之的是每个学年都要参加的露营活动（户外露营是在新加坡中小学生的必修课。从小学四年级到中学毕业，学校一般每年都会安排各个年级的学生进行一次为期3-5天的野营互动）。

什么是露营活动？当然不是整个年级的同学去郊外搭帐篷、烤肉、吃吃喝喝，而是在一些训练员的带领下，参加一些需要集体完成的活动，让学生自己解决训练员所给出的题目——在我们看来大概都属于游戏——例如两人摇绳，其余同学一起跳过去；一群人站在一块布上，在所有人都不可以离开布的前提下，将布翻转过来等等。

我找出了第一次带中学一年级学生参加露营活动时，第一天的日记，选录其下：

1月10日

今天是露营的第一天，带学生来到三巴旺，他们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跳绳。教练没有给出任何指导，只说明了规则，即两个学生摇绳子，其余的同学站成一排，喊一、二、三齐跳，所有人都跳过去了算是完成任务。当然，试过几次都失败了，总有人绊到脚。

教练开口问，“那你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这样一问，积极的学生自然地就站了出来，带领大家找原因，接着一起试着解决问题。尽管最初他们的解决方法不太对，或者原因根本就找错了。可是，我发现一点，这种训练是给个人思考的机会，并且是找寻与人群相处的合理方式。交际能力强的人会主动成为组织者领导者，喜欢独来独往的人也会与他们合作，一起解决问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模型呢？这大概就是公民训练。

继而，我想到了我们的军训，军训是“命令”与“服从”的思维训练，最优秀的人是完全服从者，细致到脚的高度，手的弧度。这当然是当兵的基本素质，可是我质疑的是，这是否适合学校用来训练公民？作为中学的必修课，我们为什么千方百计地教会孩子绝对服从？我们要培养的是绵羊，而不是公民。

那次三巴旺的摇绳尝试反反复复，我看得已厌倦，只想上前告诉他们应当如何解决问题。甚至想说，让那几个总跳不过去的同学单独练习一下。在失神好久后，我被身边另一个班主任老师的欢呼声惊醒——学生终于都跳了过去。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创新和不断尝试。

这个游戏结束后，学生在训练员的带领下写游戏后的反思。这个游戏想要传达的核心就是合作的重要性。在那天的日记里，我对“集体荣誉感”与“合作”做了如下的比较：

它们大概有很多相同之处，可是我总觉得，集体荣誉感总在强调某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取消自己，只有一个虚拟的集体存在，为了这个集体可以牺牲一切，包括理性。集体荣誉感到最后，往往发展成为毫无理性的党同伐异。

合作在强调实用功能。在共同目的下，做最适合的工作配合伙伴，共同实现目标。他的侧重点在功能性的合作上，而不是精神交付。

中学一年级的露营活动围绕的是合作与尊重，到了二年级，核心目标变成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来看看几个活动的设计方案：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同样是团队体能训练，不同方式所能实现的效果大不相同。

当孩子丢了理性和自我

有学者在总结福柯《规训与惩罚》一书的主旨时说：

“福柯抨击说，从学校到各行业，从军队到监狱，我们社会的主要惯例体制表现出邪恶的效能，极力对个人施以监控，消除他们的危险状态，通过反复灌输训诫条例来改变他们的行为，结果不可避免地将造就一些毫无创造能力的驯顺的团体和听话的人群。”

从这个角度来看“钱学森之问”（少年商学院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那些本来有创新能力，有机会成为杰出人才的人，是不是都没有逃过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的教育劫难？

《浪潮》里有一个特殊的学生，他生性懦弱，在同学眼中恐怕一无是处。自从参与到“浪潮”活动中后，他完全变了。为了组织，他变得勇敢无畏，做出了许多令人意外的事，甚至在组员被黑社会成员欺负时，他举枪跑出来吓跑了敌人。最后，当老师宣布“浪潮”就是独裁的雏形，就是专制的复辟，让大家解散回家好好反思，他根本无法接受——他重新被抛到了一无是处的位置上，情绪失控的他举枪击伤了同学之后，也饮弹自尽了。

（一个被浪潮实验完全控制的学生，最终选择饮弹自尽）

于我而言，不可否认的是，那次高中运动会，我参加过的军训，那种所谓的集体荣誉感都曾带给我强烈的力量感。但这种鼓舞人心的力量同样是危险的，独裁团体为什么会招来这么多的真心拥护者？电影《浪潮》里的那个学生最后为何选择自杀？这群人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我价值的缺失，只好依赖于群体。

《狂热分子》的作者埃里克·霍弗曾指出：

“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是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这本质上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

这样的人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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