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重回以作文为中心的语文考试”
这是少年商学院微信（ID：youthMBA）的分享文章，作者郑也夫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原文刊发于南方周末。我们已与之联系授权。
据保守的估计，语文考试，50%以上考的是“伪语文”“伪能力”。
我只为语文考核中的两种方式辩护：作文和阅读。建议作文的分数占总分70%，阅读占30%。
考试是为了评价和筛选。但考试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后学们的指挥棒和杠杆。这些年来语文高考方式的一大变化是作文在语文考试中的比重下降，标准化问答题的比重上升。借助历史的眼光，更可洞悉变化之巨大。孙绍振说：
我国1400年左右的考试史，其中，长达1300年的科举考试是作文分占100%的。从民国开始，到1949年，近40年中，作文分占100%，是屡见不鲜的；知识、阅读题型间或有一些，只是某种点缀（如古典诗文的标点和翻译，古典文献名称的解释），从来就没影响作文分占压倒优势。1952年开始统一高考以后，分比仍然没有多大改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文分值占70%-80%（折合成今天的分值应该是105-120分）。例如1955年和1956年作文分占80%，1957年作文分占100%。1977年福建省高考语文，作文也是100%。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它符合语文课的特殊规律。（钱理群，孙绍振，2005，75）
以后发生了极大的逆转。
2004年《语文考试大纲》规定：语言知识和语言表达9题，30分；文学常识和名句名篇1题，4分；古代诗文阅读6题，26分，现代文8题，30分；写作1题，60分。……以知识性和被动性的理解为主的共90分，占总分的60%。……作文只占总分的40%。（钱理群，孙绍振，2005，73）
这一转折始于1980年代。我们猜想其中的原因是合二而一的。首先，主考方畏惧作文阅卷的非客观性。第二，正当此时，托福考试进入中国，给了国人一大冲击——语文考试也能这样进行。但是我们忽视了其中重要的一点。美国国内SAT的语文考试中仍有作文，而托福考试是为外国学生预备的，是低水平的检验，未必适合母语水平的考核。这或许是决策的重要诱发，但以后我们语文考试题中若干题型的荒诞和弱智，是怪不上托福的。托福不过是给了我们客观性和标准化的启示，托福的题型远没有我们语文高考题型那样的荒诞。我们的若干试题测试的是“伪能力”，答对了什么也不说明。
有一道题是关于朱自清先生的《梅雨潭的绿》的，题目要求考生指出作者的观察点。许多考生都选择了梅雨潭，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正确的答案是“梅雨潭边”。（钱理群，孙绍振，2005，37-38）
我的质疑要比孙绍振先生更不客气。且不要说“梅雨潭”错、“梅雨潭边”对是荒诞的。问作者的观察点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你找来朱自清，他也全然没有想过什么“观察点”，这不是刑侦学的考试啊。
一位作家说：
有一次，在一本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上，偶然发现自己的一篇文章被选用来作为“现代文阅读材料”。一开始他还感到十分荣幸，后来发现文章后面出了10道“阅读题”，诸如划出了原文中的一句话，询问“作者本意是什么”，下面列有四个备选的答案。他尝试着做了一遍，题目的难度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他写文章的时候也没有耗费这么多的智力和精神。好容易答完了题目，对照后面的标准答案，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结果10道题都做错了。他叹道：那位出题的语文老师比作为作者的他更了解“作者的本意”。（潘新和，2009，40）
孙绍振还介绍：据说前几年把高考语文试卷拿给全国著名的语文教学权威去做，也只能拿到可怜巴巴的七十多分。（钱理群，孙绍振，2005，73）
朱自清和上述作家的例子好像不应该当作批判“标准化试题”的典型例证，它们似乎不是正常的，而是反常的标准化题目。但这两个荒诞的题目给了我们很大的思考空间。这样的题目一问世，本该是一个轰动的事件，导致考生与家长的抗议。但是过后什么也没发生。说明什么？很可能是考生们欣然接受这一试题和判卷，因为他们之前复习过近似的题目乃至标准答案，所以没脾气。
那么出题者为什么能出这样荒诞的题目呢？笔者的猜想，很可能是因为“正常的”标准化试题很难在分数上拉开差距。而如果考生们的分数拉不开距离，将是出题者的直接失败，将影响录取，那是无法承受的责任。强行拉开差距导致了荒诞题目的出现，这是笔者的解读。当然即使如此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荒诞的题目没有引发社会上的大争论。我同意潘新和对语文试题的判断：
据保守的估计，语文考试，50%以上考的是“伪语文”“伪能力”。（潘新和，2009，40）
反省三十年的语文考试，得到的第一个认识是，标准化试题在语文考试占据的重头应该让位给作文了。我认为，可以考虑作文的分数占语文考试总分数的70%-80%，但不是100%。潘新和引用做过语文教师的韩仁均（韩寒之父）的话：
韩寒不止一次地讲过，语文里面，除了作文好，还有什么能代表语文好？我很赞成他这种观点。的确，没有比文章更好的一种形式能包容语文的十八般武艺了。……所有的语文知识，只有当你在作文时能十分自然而且恰到好处地运用时，那么才是你自己的“知识”了。不会运用知识，你学得再多，最终也不是你的知识，而且考试过后你会忘得一干二净。（潘新和，2009，284）
这话有相当的道理。首先，作文好说明语文好是没问题的。其次，脱离于讲话和作文的语文知识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对少数语法专家；如果不是考试的杠杆作用，教学中会不会讲授这么多语文知识是存疑的。我认为，现存的考试题型中的大多数项目可以全部取缔。拼音、解词、“作者的观察点”、“作者的本意”，统统没有必要。
我没看到韩仁均发表此一观点的语境，但我以为，这一观点不可以全然支配语文考试。因为考生中有语文好的，还有中游的、下游的，考试必须将他们统统地、有理有据地区分开来。潘新和说：
只是基于试卷的“区分度”和“保卫母语教育”的需要——“区分”的只是“中等程度”的考生，他们也许单靠作文难以区分，所以用相对容易的客观题来区分，看他们努力的程度，是否读书了，记诵得怎样。这区分的也只是学习态度，不是真正的素养信度。对于优生来说，作文水平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潘新和，2009，100）
我以为，当学生能很好地用母语来表达时，便不存在“保卫母语教育”的问题，但区分是要紧的。看待旨在区分中等以下程度的学生的考试，我没有潘新和那样消极。我只为语文考核中的两种方式辩护：作文和阅读。建议作文的分数占总分70%，阅读占30%。阅读能力对所有的社会成员来说都是重要的，且阅读能力有高下之分。理解是否准确，阅读是否迅速，是否阅读迅速且理解准确，应该成为重要的考量手段。与阅读试题配套的是标准答案，检查的就是你对文章的理解对不对。准确理解似乎不难，问题是要在速读中完成。
试题中既有现代文，也有古文，这逻辑依然不是为了考死知识，阅读古文的能力是中国人语文能力的组织部分。考核阅读能力的“指挥棒效益”应该是不坏的，快而准的阅读确实是能力，不同于语文知识，更不属“伪能力”。
走过三十年的弯路后，重回以作文为中心的语文考试正在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但在回归之前，必须对困难有足够的准备。这是博弈，是前所未有的博弈。说前所未有，在于考生与其老师会挖空心思地想对策，更在于考生的数量是古代科举无法比拟的。
对主考方，作文考试有两个难点。其一在出题。辅导教师一定会押题，还会让学生们准备若干段子，到时候玩“搭积木”，即根据命题，将几个准备好的段子组合起来。出题要尽可能使得押题和搭积木难以得逞。可以考虑写两或三篇小文章，取代一篇的制度安排。
其二在阅卷。古代的科举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今昔的一个本质不同是规模。科举的小规模，可以保证阅卷人的水准。八股文的设计也方便阅卷人去判定考生的水平。
我认为，每份作文试卷至少要由两个阅卷人独立阅卷和打分，两个分数相差不大，最终的分数是二者的平均；若两个分数差距超过规定，上交阅卷小组，由资深教师重新审读和打分。由于这是一场博弈，出题与阅卷不仅要做出精心的制度设计，且须每年在分析、研究、评估考试的基础上做出微调。
